中医历史

中国是人类起源的发祥地之一，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人类已有300万年的历史。有人研究认为：“人类绝不是首先从天然环境优越的地区发展起来的，……一种区域性的和异常严峻的自然选择力量，成为促使森林古猿种群分化并从中派生出人类的主要原因”。（陈恩志：《中国与南亚人类起源中心说》史前研究，1985年第3期）。中国喜玛拉雅山系是距今1800万年地球板块飘移、碰撞、隆起而致的造山运动的结果，生态环境的巨变可能是促使人类产生的条件。横断山脉东侧近数十年来不断有蜡玛猿、西瓦猿化石的发现，证明这一地区是人类的摇篮之一。
　　生态环境的剧变、严峻的自然选择力量，迫使人类从其起源开始，到以后的体质演化，都必须与自然展开艰巨的斗争。其中包括与疾病及损伤的斗争，人类生存和保健的需要，是医学产生的基本条件之一。
原始人类最早所使用的生产工具是石器和骨器，但这是从现代考古发掘所见的遗存而言，一些当时可能起过重要作用的竹木器具则未必能保存至今。原始人类的工具；不可能象后代那样专门，既是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同时也作为医疗用具来使用。
石器是人类早期最重要的一种生产工具。因其资源丰富、容易加工、硬度较高等优点，在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生产活动中，一直扮演着不可轻视的角色。考古学上，根据加工方式的进步程度分为旧石器，中石器和新石器三个阶段，旧石器从选材到制作都很简略，只是稍作一些加工；到了新石器，琢、磨、钻孔等技术逐渐产生，制出了比较精致适用的石器，包括生产工具、生活器物与妆饰品等。
　　砭石是石器的一种，是原始人类最初使用的医疗工具，有锐利的尖端或锋面。后世的医疗上常用的刀、针等就是由此发展而来的。它主要被用来切开痈肿、排脓放血，或用以刺激身体的某些部位以消除病痛。
　　近年研究认为考古发现的一些遗物当是古代记载中的砭石。内蒙古多伦旗头道洼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一根磨制石针；河南郑州商代遗址出土的一枚玉质小剑形器等，是文献记载的有力佐证，实际上砭石除了在石器时代应用外，其后的数千年间，在人群中一直沿用着。
原始先民在使用石器的同时，骨器也较普遍，山顶洞人遗址就发现了精致的骨针。骨器的普遍使用是在新石器时代。在考古发掘出土的骨制品中,生活用具占很大比重，我们很难确指哪些是用于医疗的。但是，其中的骨针、骨锥、骨刀等都有可能同时用于医疗活动。加之在制作上比制品容易，其锋利也优于石制品，用于医疗的可能性也大。后世的针灸，浅刺用针的形制就和石器时代的骨针很相象。山东曲阜孔庙的东汉画像中，有一幅鹊身人首神医治病图，手执之医疗器具很可能就是砭针。
医学起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过去的医史学家们对此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见解，诸如医源于神、医源于圣、医源于巫、医源于动物本能、医源于人类之爱、医源于劳动等等，都各有所据，又各有所偏。医学的起源，不可能是单一因素作用所能解释圆满的，我们认为只能是诸种因素综合参与不断发展的结果。生产劳动及广泛的生活实践，深化着人们的认识，也深化着人们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使人们不但更深入地认识疾病，而且提供了医用器具及丰富的药物知识，使人们得以更好地积累医学经验。人类同疾病作斗争的需求及有意识的积累和传播医学知识，是医学起源的真正源头 大约从公元前21世纪开始，至公元前770年，在中国历史上相继出现了夏、商、西周三个王朝，这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由兴起到繁荣，最后逐渐衰落的时期。
　　夏、商、西周三代王朝的国家形式是以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政体，国家统治机器如军队、刑法等也一代比一代强化，且对宗教职能给予特别重视。在属于夏纪年范围的考古发掘中已有卜骨存在，那时就已有巫教流行。商朝崇尚神鬼祖先，认为祖先是天神的化身。王是天帝祖先意志的代表，凡攻伐胜负，农业丰歉，疾病寿夭等都要卜问吉凶，有大批巫卜神职人员为商王供职，形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力量，殷墟甲骨文中有关疾病寿夭的卜辞很多，医药卫生活动也在巫卜统治之下。虽然几乎完全在巫卜的统计下，但医药卫生特别在对人体的认识，疾病诊疗水平提高，以及专业医的出现等等方面，都发生了重要的启蒙与变革，医学科学开始蒙芽。西周时巫人从政作用虽然逐渐削弱，但仍有强大影响。
春秋后期，产生了我国思想史上两位最著名的思想家——老子和孔子，他们分别开创了道家和儒家两大流派。战国时期，造成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墨、道、法、阴阳、名、农、纵横、杂、兵等“九流十家”便是当时思想战线上的代表性学派。与此同时，天文、算学、冶金、纺织、制陶、水利工程、建筑、机构等技术也有很大发展。
　　春秋战国不仅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和科学技术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医学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 在春秋时期，中国已经出现了专职的医生队伍。医缓、医和、扁鹊及其弟子子阳、子豹等都是当时著名的职业医生，公元前6～5世纪的秦国还有了专门的宫廷医疗机构，并设有“太医令”这一官职。同时，专门医学著作也陆续问世，如长桑君授与扁鹊的《禁方书》，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也多成于春秋战国之际。战国时，医书的数量已十分可观，传世的《黄帝内经》，所引用的《上经》、《下经》、《金匮》、《揆度》等十多种古医书无疑都要早于《内经》。
　　随着巫、医的分流和医学研究的开展，春秋战国时期医学理论逐渐形成。如春秋时医和的阴、阳、风、雨、晦、明“六气”致病说，扁鹊言论涉及的“五脏”、“肠胃”、“血脉”、“血气”、阴阳等生理概念，《内经》确立了以脏腑经络气血为核心的医学理论体系，为后世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战国末期，秦国逐渐强盛，至公元前221年，相继翦灭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秦朝，进一步统一文字、货币、车轨、度量衡。但因其横征暴敛，焚书坑儒，对人民实行残酷的劳役，很快在农民起义冲击下土崩瓦解了。西汉王朝（公元前206～公元8年），沿袭秦制，但崇尚黄老之学，实行所谓“无为之治”，使人民“休养生息”，出现了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财富积累，人口大增的局面。自从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影响到东汉乃至整个封建社会。其后，新莽王朝（公元8～25年）以“复古”为名挽救统治阶级的危机，结果招致改制失败，农民起义遍及全国。公元25年，刘秀称帝，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公元25～220年）。
　　秦汉时期的经济，北方发展比较快。齐水渭水间的黄河流域，是当时全国经济的中心。由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贸易的发展，西汉长安和东汉洛阳，先后成为当时经济文化交流和政治中心。国内交通的进一步开凿，丝绸之路与东南海运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内外交流。全国人口从秦代两千万到两汉达到五千多万。
　　汉代官方重视典籍的整理、注释，形成“经学”。在经学内部今文经与古文经两派之间的斗争激烈。经学的治学方法及思想观点对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秦汉之际，神仙方士得到帝王的青睐。从战国至秦汉，齐燕一带方士很多。秦始皇、汉武帝、都迷信神仙。秦始皇派韩终去寻求不死之药，派徐市入东海求神仙，派侯生和卢生访求仙药。汉武帝求仙50多年，重用李少君等方士，甚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方士，但长生仙药终未得到。这些失败并未导致神仙思想幽灵的消灭，而是以变态形式逐渐演化，方士的活动与医药和保健有着密切的关系。
　　约在西汉时，佛教已流行于西部各地，随着西部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佛教遂传入内地。另一方面，东汉时期在中国产生的道教，沿袭了方仙道、黄老道和一些修行的方法，奉黄帝和老子为教主。尊《道德经》为经典。道教的修练方术有守一、行气、服食、房中等，与医药发展有着密切联系。
　　秦汉时期的科学技术有很大发展。《史记·天官书》详细记录了周天的星座，以及一些星体的运行情况。《汉书·五行志》中记载了“日斑”（太阳黑子）。汉武帝时，太史令司马迁和天文学家洛下闳等人制作“太初历”，代替了秦代沿用下来的颛顼历。后来，刘歆作三统历。东汉时天文学家已认识到日蚀的原因，刘洪撰“乾象历”编绘了一幅月亮运行速度表。后世的历法部是基于上述历法而发展起来的。气象知识的积累，有监测仪器的研制使用，对自然现象的科学解释，对运气学说、病因学说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灸治疗发展迅速，成就显著。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医药文化也绚丽纷呈，医药学思维活跃，内外交流频繁，出现空前昌盛的局面。以前只以局部地区或医学个人经验从事医疗实践和著述活动的局面已被打破。全面综合整理以前的医学成就，吸取当代医家、人民群众和来自外国和兄弟民族的有效方药经验，在总结新经验和吸收新成就的基础上，继往开来，为医学的理论和实践在更高的层次上继续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
　　医药学术和疾病防治的研究，趋向深入细致，对每一类疾病和每一症侯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在更深的层次中提高了认识，治疗的针对性更强，也更为有效。兴办医学教育，形成较完整的医学教育体系，同时注意医药学术和防治知识的规范和普及，培养医学后继人才，促进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国家的统一，中外交通的发达，民族文化的融合，促进了医药知识的交流和传播，不仅对国外及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医药知识兼收并蓄，并给祖国医学注入新的血液，如唐代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带去大批医书药物等，对藏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中外医学交流也有发展，如在唐代医学著作中有明显的印度医学的影响，而日、朝留学生的来华，中国医学对日、朝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北宋历朝皇帝对医学之重视，是史无前例的，特别是在他们的影响下，一些文臣武将也多关注，如掌禹锡、欧阳修、王安石、曾公亮、富弼、韩琦、夏竦、宇文虚中也都参加古医书之整理，苏拭、沈括、陈尧叟、孙用和均有个人收集的医方著述，计北宋现存的医方与临床各科医书约近百种。至于由于北宋校正医书局刊印医书后，对于各科临床及伤寒学研究的专著增多，都反映了一定历史时代的背景和各自特点，宋代医学的发展还表现在医学教育的发展，疾病诊断水平的提高，以及临床各科的进步。
　　两宋时期，在清洁环境、灭蚊除害、推广火葬、开办商业性浴室、饮用开水、制定卫生法规等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宋儒养生流派的形成，使中国传统养生学内容更加丰富和充实。
　　辽、夏、金、元各朝，不但在政治制度上逐渐接受了汉族统治经验，汉化的趋向，在文化上也深受汉族的广泛影响。医学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或直接引用汉族医学，或在自己民族固有医学的基础上，借鉴、融汇汉族医学有所创新，成为这一时期医学发展的特点。
　　各民族医学的交融：契丹族在原始社会时期，人患疾病主要以巫术治疗，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后，契丹族医学在与汉族、回鹘等医学交流中得到了提高。辽灭石晋之后，由汴京掠去医官，方技图书、铜人等，对契丹医学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党项族建立夏之前，政治、经济、文化不发达，当人患疾病时，多不请医治疗，由巫师占筮、驱鬼，建立西夏后，在汉族文化影响下，逐渐改变了旧俗，吸取汉族先进的中医药学，开始建立西夏的医学。
　　学术争鸣与创新：金元时期战争频仍，人民经历着长久的战乱，生活极端痛苦，疫病广泛流行，过去对病因、病机的解释和当时盛行的经方、《局方》等医方，已不能适应临床需要，当时一些医家产生了“古方不能治今病”的思想。刘完素、张元素、张从正、李杲、王好古、朱震亨等医学家相继兴起，他们从实践中对医学理论作出新的探讨，阐发了各自不同认识，创立成各具特色的理论学说，形成以刘完素为代表的河间学派和以张元素为代表的易水学派，展开了学术争鸣。他们在医学理论和医术方面，勇于创新，各成一家，风之所被，延续至明清两代，开拓了中医学发展的新局面。
明代(1368年～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比较稳定，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王朝，明代中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推动着对外交流、科学技术和文化发展，医学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明代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有了显著提高。各类科学是相互渗透的，明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从理论观点、方法、技术以至资料，都对医学有重大影响。
官方尊崇儒学，倡导孝悌，医学被视为履行孝悌的重要手段。“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在这样的环境中，科举失意的知识分子，涌入医学领域乃必然之势。大批知识分子由儒入医，改善了医生的文化素质和知识结构，改变了宋时攻外科者“多是庸俗不通文理之人”的状况，使医生的社会地位相应提高。示出医学的综合性应用科学的性质，它的特色是依靠长期经验积累和专门化的过程显示出来的。它受着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强烈影响，但通过对经典中医学理论思维结构的深化，通过对临床经验新的概括，不断创新，明代医学形成了具有独特理论体系的医学。清代前中期的医学发展，呈现出一个比较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医学传统的理论和实践经过长期的历史检验和积淀，至此已臻于完善和成熟，无论是总体的理论阐述，抑或临床各分科的实际诊治方法，都已有了完备的体系，而且疗效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卓著的，与世界各国医药状况相比还略胜一筹。尤其是温病学派形成，在治疗传染性热病方面，降低死亡率、预防传染，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中人痘接种以预防天花方法的大力推行，更是中国乃至世界医学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次如解剖学的革新趋向，也说明了中医学在努力寻找新的突破口。
　　但是，长期的闭关自守，浓厚的尊经风气使这一时期的医学停滞于既有的“完美”，而不能真正全方位地有所突破。西医传入的势头在清初之后不久就低落下来，新鲜的知识和观念没有机会进入中医社会，这种冲击要到清代晚期才真正到来。中医界在寻找多途发展，但时机还没有成熟。清代临证各科都取得许多新成就，同时也涌现了众多古医籍注释本和医学全书、类书、丛书的编纂出版；启蒙医书以及入门方书的编著、出版，继明代之后空前繁荣，成为清代医学发展的一大特点。我国第一本医学杂志《吴医汇讲》的出现标志着医学学术讨论开始有了一个新阵地。
近代中国医学史的核心问题是中西医的比较与抉择。西方医学的大规模传入，造成了国内中医、西医两种异质医学体系并存的局面。因而，通过比较并作出抉择便成为中国医学界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医学界人土提出了多种观点，表现出多种态度。中西医之间出现正面的论争，是民国建立以后的事情。1916年余岩刊布《灵素商兑》，率先向中医基础理论宣战。论争涉及阴阳、五行、运气等内容。其后20年间，中西医日趋对立，论争日益激烈，卷入者也越来越多。1922年恽铁樵著《群经见智录》，正面回应余岩的挑战。其间中西医界都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中医界以陆渊雷、吴汉仙、陆士谔等人的言论较有代表性，而西医界人士多是应和余氏的主张。1988年，杨则民著《内经之哲学的检讨》，从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研究《内经》，同时也是批驳余氏废止中医观点的力作。1900年前后学术界已出现否定五行说的思潮，在当时学术界影响较大的学者如严复、梁启超都有这方面言论。梁启超1923年5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阴阳五行说之来历”，其文开篇便说：“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今当辞而辟之”。1926年，章氏太炎在《医界春秋》上发表“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从而掀起一次讨论五行存废的高潮。章氏主张废弃五行说，由于他与中医界保持相当密切关系，在中医界影响较大。民国建元到抗战爆发之间的20余年间，关于五行、阴阳及运气说的存废之争不断。江苏的袁桂生，1915年将“废五行说”作为一项提案交神州医药总会讨论。他主张废去五行但不主张废阴阳。陆渊雷、叶古红、秦伯未等医学家，以及新加坡的黎北海先生等都曾对此问题发表不同的见解。由此可见，近代关于阴阳、五行、运气存废的论争，是与当代的时代潮流相关的。
　　中西医之间由论争发展到激烈对抗，主要是在民国时期，民国元年(1912年)学制改新，北洋政府屏中医于学制之外，由此引发了中医界首次的抗争请愿活动。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废止中医论者得到当局的支持，废止中医活动愈演愈烈。1928年全日教育会议上，汪企张首次提出废止中医案，未获通过。翌年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由余云岫提出的废止中医案获得通过，成为民国时期大规模中医抗争运动的导火线。其后为设立中央国医馆，颁布《中医条例》都引起中西医双方激烈的斗争，直至抗战爆发才告一段落。中医药的抗争运动对近代中国医药界的盲目西化思潮起到了批判作用。从这一点来讲，近代中医抗争运动具有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应当首先认识到，近代中国吸收西方文化完全是被迫的，是与近代中国的严重的民族危机联系在一起的，其前提是帝国主义把持着中国的命脉。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也是对这种历史环境的一种反应。文化运动中，更有人提出要“剿灭”中国文化，废除汉文，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便是这种反应的显例。中医药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中医药界兴起的旨在保存中医药学，反对废止的抗争运动，无疑具有反对民族虚无主义的意义，并对纠正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倾向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有效地抵制了帝国主义的医药文化侵略。 　　近代中医药抗争运动从爆发时起，便己超出了医学学术的范围。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的金融和财政。因此，他们不但在商品竞争方面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都在实质上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代言人。他们也在制定法令、政策时看主子的脸色行事。提倡中医药学显然不利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医药产品垄断国市场，因而帝国主义国家都拼命扩大各自的势力范围，通过开办医校、医院实施经济和文化侵略。近代中国的中医药从业人员数以十万计，遍及全国各地。中药材和成药的销售额，每年数以亿元计，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医若废，全国中医药从业人员包括中医师、药商、药工、药农便失去生计，政府也失去大笔利税收入。同时，由于国产西药无法满足需要，只能大量依赖进口，增加贸易逆差，给中国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中医药界有识之士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1929年即提出“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所以说，近代中医药抗争运动具有抵御列强对中国经济、文化侵略的深远意义。
　　综上所述，近代中医抗争运动，无论从保存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反对民族虚无主义方面而言，抑或从抵制帝国主义经济、文化侵略方面而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此可见，中医药学能在近代中国得以生存发展，正是这场历时数十年的抗争运动努力的结果。
“中医科学化”是三十年代初到五十年代初中医界最有影响力的思潮。
　　近代中国医学史的核心问题是中西医的比较与抉择。在为由此引发的生存危机不断进行抗争的同时，中医界内部也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激烈的论争，从而形成了绵延数十年的中医学术革新运动。中医界围绕中医学术革新问题，提出了形形色色的观点，先后参与论争者逾百家。中医学术革新运动和中医抗争运动相互交织，构成了近代中医史的主要内容。产生中医学术革新运动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近代化。那个年代，“物尽天择，优胜劣败”这个信条倍受推崇，这是中医学术要求革新的内在压力。最先剖析中医自身缺陷并提出革新主张的就是中医人士，正是这种时事的反应。
中医学术革新运动是近代中医界对社会和历史环境的变化作出的积极反应。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运动未能改变近代中医的境遇，也未能产生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成果。但他给中医界带来观念的更新和全局性影响是深刻的。这种致力于发展和完善中医学术的探索，为中医学的发展摄供了方向性依据，因而中医学术革新运动有着很需要积极的历史意义。